古代印度和欧洲是世界文明的两个重要发源地。两地的宗教与哲学思想经常交织在一起。神的观念在两地都有重要的表现形态。两地神观念的共同点反映了人类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普遍产生的变化。两地神观念的差别点反映了不同区域内人们的思想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或特色。梳理和分析这种发展的基本线索，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不同文明的思想互鉴有着积极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宗教学一些分支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立起来，关键是找准学科定位、发展核心学科、完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性、综合叉学科，应作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重点发展宗教学原理、宗教史研究、无神论研究、宗教政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等核心学科，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宗教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本文通过对百年中国宗教学术史，尤其是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以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宗教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尝试提出对新时代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粗浅看法，认为中国宗教学由宗教人文科学与宗教社会科学两部分构成，如车之两翼、鸟之双翅，缺一不可。在中国宗教学未来发展中，一方面一如既往地重视宗教人文科学，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宗教社会科学的开拓与发展。

　　道教医学是一种宗教医学，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有其自身特色与体系。研究对象包括:道教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道教医学的体系与内容；道教医学的常见疗法；道教医学心理疗法；道教医学养生理论与方法；道教医学的历史地位及其现代价值等六个方面。国内外道教医学研究包括两大方面，总体研究与道教医学分支内丹医学的研究。展望未来，道教医学的研究目前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盖建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智顗创立天台宗，与其讲经说法普及医学知识有关。他的治病法杂采众长，综合运用佛教、道教与民间方术的治病法，兼具汤药、禅修与忏悔等医学和宗教疗法，展现了南北朝复杂的医疗文化系统。印度或西域佛教医学给中国传统医学提供新的解释系统，对病症、病因和治疗法给出不同的说明，以“观心”为特色的禅法丰富了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这种混合形态的医疗系统，是剖析南北朝社会文化结构的化石标本。

　　天竺大医耆婆是古代印度佛教医学的代表，有“医王”“药王”等尊称。本文全面搜集与耆婆相关的“火中取子”故事的图像资料，分析其图像与文本的相互关系；并从跨文化的视域，梳理耆婆图像的传播与流变，旨在进一步理解古代丝绸之路的医学文化交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缅甸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同时缅甸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近年来承载了诸多历史与现实纠葛的民族、宗教冲突连绵不断，已对中缅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构成威胁。本文从政教关系、民族与宗教关系、三个维度对缅甸的宗教风险进行评估，以利于把握和规避相关风险。

　　刘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沙莎，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云南财经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作为最早加入世贸组织和最早支持并积极参建“一带一路”的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地位。本文以分析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为起点，在概述宗教发展的历程、现状和现存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对照宗教法治、宗教民族、宗教信仰格局、政教关系、宗教派别矛盾、、跨国宗教等七个宗教风险评估重要指标，用大量数据和详实的史料得出吉尔吉斯斯坦宗教风险总体偏高的结论，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区域国家宗教安全方面的合作力度和空间，共同打击“”，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共进。

　　王仓，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孟楠，新疆大学历史学院（中亚研究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约旦国教为教，绝大多数国民为逊尼派，少数为什叶派，什叶派与本地融合较好，总人口3%—6%信奉基督宗教，还存在德鲁兹派、巴哈伊教徒等。“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约旦最大宗教风险为：1.社会内部教派纷争；2.改良萨拉菲派寻求政党政治化，威胁君主制；3.激进派圣战萨拉菲分子与政府交恶，部分成员追随国。后国时期，约旦应谨防其国内势力与国外势力联合发动。

　　欧洲的宗教信仰格局以基督教为主流，然而，近年来，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在欧洲难民的宗教构成中，教占绝对主流。欧洲难民危机不仅可能会导致欧洲的教信徒增加，可能会使欧洲的宗教信仰格局发生变化，并可能极大地影响欧洲的社会融合、安全风险与政治外交。欧洲难民危机可能引发的宗教风险也可能对中欧关系产生双向影响。

　　崇山禅师是韩国曹溪宗第七十八代传灯祖师。在美国，他通过建立禅中心、招收弟子、指导修行、编著公案等多种形式积极传播曹溪宗思想和文化，为韩国佛教的美国化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国际观音禅派的禅净双修、行禅等修行内容和方式别具一格，但是崇山禅师过于重视道场及弟子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信徒精神训练等做法也遭致质疑与批评。国际观音禅派通过建立、完善教阶制度等补救措施，为自身发展开辟出新的空间。

　　二战以后，西方学界对宗教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诸多研究。不少学者都承认，宗教与医学在健康问题上可以互补，两个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宗教与灵性的区分在健康问题上亦有相应的表现，但是，过于强调灵性的个体维度蕴含着一种风险，也就是将灵性健康设想为一个非社会的概念。虽然“宗教从整体上是有益于健康的”的这一观念已经在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但是，学界对宗教之于健康的影响的考察视角仍是多样的，所得到的结论也是多样的。

　　本文关注布尔特曼中期论文《作为科学的神学》和《科学与存在》，认为其中蕴含着他较为成熟的关于“神学—科学”的观点。通过梳理布尔特曼对神学—科学、历史科学的客观性及方法论、信仰的特殊性等问题的观点，指明神学可作为一种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科学，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步骤；神学在其外在历史地位、内在信仰与理解的意义上可对应于中国儒家经学的“格致之学”，在今天需要我们从“科学”研究与“人文”理解两个层面进行更切中地认知。

　　本文从休闲的视角来认识青少年宗教认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不同年龄段到东部地区求学的藏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华南某大学23位在校藏族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探讨离开藏族聚居区后青少年宗教休闲行为变化及其认同构建的机制。青少年在原有宗教环境中通过频繁参与宗教休闲活动的核心宗教休闲模式逐步发展身份认同，形成认同维持的基础。在离开原有宗教环境后，由于缺乏核心宗教休闲模式的实践和强化，引起身份认同的重构，最终形成新时期的宗教认同。

　　在温州地区，以“拜经”仪式为代表的民间信仰不仅立足于民众对神灵的诉求与畏惧，也立足于他们对神圣与世俗的共同体验以及对仪式行为的个性化理解。同时，这种信仰方式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并在一定层面上建构了地方化的“信用机制”。当前，信仰与信用之间的这种复杂的交往与互动关系在温州地区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本文以滇西南多民族杂居的耿马县为例，从族际视角出发，对多民族杂居地区基督教传播和发展的过程进行分析，并对多民族杂居地区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多民族文化在场的特点进行总结。在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基督教本土化研究应从族际视角出发，考虑多民族文化的在场。

　　余艳娥，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杨晓龙，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业报轮回、正法和解脱是印度传统宗教的基本思想，也是印度古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其中业报轮回是自然伦理的基础，从中生发出众生平等和非暴力不杀生思想，蕴含着深刻的自然生态智慧。正法以致力于社会和谐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生态智慧。解脱意味着摆脱内外的各种羁绊，获得身心自由，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谐，蕴涵着深刻的精神生态智慧。

　　“阶序人”模型是从“人的系统”对印度教徒存在状态的一种明确定位，也是一种新型的国民性研究。该模型继承了法国人类学者路易·杜蒙和美籍华裔心理人类学者许烺光的理论，并从“人—心理—文化”的维度和异质文明比较的方法考察印度人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原理。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维度，亦是符合印度人特性的一种研究路径。这种“整体人”研究路径以“心理社会均衡”为核心、以集团、社会交换、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自我认知等基本人际状态的四个维度为支柱，受行为原动力与引导力支配，并有内在的运行规律，它以文化基因解码的方式阐释人的心理与行为，在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整体研究方面作出了有益而颇具创造性的尝试。

　　由“印度宪法之父”、贱动领导人安倍德卡尔（B. R. Ambedkar,亦译安贝卡，1891—1956）开创的新乘佛教运动，既是当代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典型代表，也是20世纪印度史乃至世界史上最为声势浩大的宗教改信运动。作为一场由贱民（表列种姓）发起的宗教改信运动，它一方面推动佛教在其已消亡数百年的故土得以复兴；另一方面又首次将社会底层人民推上印度的历史舞台。因而，这场佛教复兴运动无论是对于佛教本身还是印度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考察这一宗教运动的发展历程及现状，尝试对这一宗教运动的未来前景进行探讨。

　　本文基于新发现的材料对程智与明清之际道教龙门派进行探索。新材料显示，季芬即季蕙纕，为明代苏州龙门派高道，程智传承其法脉，得其秘受丹法口诀，而继之发扬光大。季芬传抄流传的《玄宗旨》亦可视为程智一脉丹书，新见丹书《觅玄语录》为程智法脉所传典籍。程智弟子马衍为程智之学的集大成者，且深入龙门丹法，影响深广。程智入道教龙门派是其“寄藏”思想的体现，将“儒学之种”，“寄藏于释道”，以图儒之精神得以生长壮大。

　　中土之人借托佛言编撰之《法句经》（以下简称“敦煌《法句经》”），与藏内《法句经》或“法句体”著作并无关联，亦未收入历代藏经，仅见于疑伪经录，所幸于敦煌遗书中得以留存，现存二十余件写卷，分藏于中、法、日、英等地。本文从五个方面择要考察敦煌《法句经》的经名与作者，现存抄本与疏本，内容与结构，及其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自1881年内地会在云南大理开办传教站，至1951年大理基督徒发表《大理基督教会响应革新运动宣言》，70年间以西方传教力量为主体的基督教传播在大理白族地区取得的成绩十分有限，与传教士在滇西一些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功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考察大理地区在云南基督教传播史的特殊地位和基督教在此传播失利的实际情形，分析大理地区传教失利的内外原因，本文认为大理教会的自立能力与自治倾向，和大理地区多元宗教混融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与乡土社会紧密结合的民间信仰体系，都使得大理白族对于基督教会实现本地化、民族化具有较高的期待，对于基督教在当地的传播形成了更大的挑战，但终究为基督教在大理的落地生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浴佛节以浴佛仪式为标志性社会景观，然而浴佛仪式在近代中国日渐衰败，整体上由社会生活空间退缩至僧众与信众的亚文化圈。真正能在社会生活空间中维持浴佛仪式之重要社会景观地位的，当属上海静安寺。而其之所以能如此，全在于静安寺浴佛节庙会的兴盛。静安寺浴佛节庙会承载着近代上海的消费文化，同时也因为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冲突屡屡受到限制，并在动荡的时局中归于沉寂。从宗教竞争的视角来看，则浴佛节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变迁与圣诞节的兴起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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